关于日本排放核废水的问题

　　今天（8月24日），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中受损严重并发生核泄漏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向太平洋排放经过处理之后的核废水。

　　地震和海啸首先是天灾，但天灾并不必然会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最为严重的7级（特大）核事故，因此这里面必然有人祸。然而对于这场巨大的人祸，如何妥当地善后，却可以反映不同的价值观。

　　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是用于冷却熔毁的核燃料、避免发生更大泄漏事故的海水。这些沾染了放射性核素的废水，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因为相关设施不到位，向海中直排了一小部分，但大部分后来都存储在专门为此制造的储存罐里，一存就是12年。

　　显然，这些废水不可能永远这样储存下去，一定要有个最终的处理方法。负责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的东京电力公司提出了5种不同的处理方案，日本政府连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讨论过这些方案之后，认为综合多方面考虑，排海法是相对最稳妥的办法。其原理是利用ALPS（先进液体处理系统）除去废水中绝大多数放射性核素，主要只剩下最难除去的氚（氢的一个同位素）。然后，再用大量海水稀释基本仅剩下氚的废水，使其浓度低于排放标准要求的上限，再排入太平洋。

　　2021年，排海法方案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由联合国委托国际原子能机构，组成一个由11名科学家组成的工作组（其中有一位叫刘森林，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专家）前往日本实地考察，评估方案。经过两年的认真研究，工作组承认日本的核废水处理合格，排海法方案在技术上可行。这就是今天日本最终开始实施这一方案的原因。工作组同时也呼吁，因为核废水排海是长达几十年的过程，后续应该加以持续的监测，以杜绝作弊。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组得出上述结论之后，很多国家认可了相关专家的工作。只有个别国家对核废水的排海持强烈反对态度，主要就是中国和韩国。然而韩国人的意见还不够团结，比如总统尹锡悦就曾公开发表支持核废水排海的言论，严重影响了他在国内的支持率。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上至官方、下至平民，几乎一致反对日本核废水排海，甚至不惜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出言不逊，简直可以说是万众一心。

　　毫无疑问，中国和韩国因为在二战中遭受了日本入侵，在战后便把对日本的仇恨固化到了民族主义叙事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个国家朝野对待日本核废水排放的主流态度。在这种民族主义叙事中，日本永远是有罪的，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原谅，对日本的任何苛责都是合理的、正义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关心核废水的存储成本，不管日本提出什么样的核废水排放方法，都必然要反对。说到底，他们根本不觉得对日本这个国家有什么关怀的必要，管你日本是死是活，总之万不可打搅到爷的心情。

　　作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有东亚特色的民族仇恨心理。持有这样的心理、因而只要一碰上涉日话题就失去理性的人，其实大都是普通人，处在东亚人的平均理智水平，虽然不够好，但也差不到哪里去。这就好比现在，我以为我多少也可以理解在“三年大保健”最后一年坚持严防死守的那些普通民众的心理了。比如在上海静默期间，上海科普作协里既有汪诘这样质疑严防死守的会员（汪诘本人因为他当时采访疾控中心专家的事件，后来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我也因此永远敬重他），又有王彬这样的无理由支持严防死守、只要汪诘出来发言就一定要反对的会员。我认识多年的分子人类学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严实，也自始至终反对放开，当然他也明确承认，这是因为他父亲重病住院，他不希望父亲染病。甚至到严防死守的政策终止之后，因为《量子物理史话》这一本书而享誉科普界的著名科普作家曹天元，仍然试图摆弄图表，对这一政策转向表示异议。他们都是在科普工作中做出了一定成就的人，但当然，也都是普通人。

　　坦率地说，我自己也长期深受仇日思维的影响，认为作为二战发起国的国民，所有日本人都有集体罪责。但去年幸而结识了年轻的国际政治研究者W君，他提醒我，东亚文化中一向缺乏宽恕意识，因此也就很难理解，其实宽恕很可能比仇恨和报复更能够达到改造战败族群目的。就好比德国战败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德国曾经执行了所谓“反亲善政策”，就是通过对德国人视而不见，希望可以激发德国人的羞耻和自责心理。然而事与愿违，这种莫名其妙的羞辱根本起不到敦促德国人自省的作用，于是“反亲善政策”实行没多久，也只能草草收场。

　　我到现在，还不能说完全领悟了W君所说的道理，但至少会为此认真反思。